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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随着药品网络销售活动日趋活跃，足不出户在网上购买常用药、急用药，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相比线下售药，网上药店往往没有实体店铺，购药时也没有药师当面指导，销售行为的监管难度更大，因而更容易出现用药安全风险。近年来，网上违规出售处方药、非法销售违禁药的情况时有发生，需要加强对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

　　12月1日，《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从规定“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到指出“通过网络向个人销售处方药的，应当确保处方来源真实、可靠，并实行实名制”，再到强调“第三方平台应当加强检查，对入驻平台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药品销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办法》为药品网络销售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合规指引，对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行为，保障网络购药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将《办法》落到实处，全面做好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严查违法行为，维护药品网络销售秩序。

　　网上药店资质审核和销售行为监管需强化。药品网络销售主体类型多、数量庞大，推广和展示方式复杂多样，监管难度比实体药店更大。《办法》规定，“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对药品配送的质量与安全负责”“应当完整保存供货企业资质文件、电子交易等记录”。网上药店基本都有线下实体企业和仓库，加强对网上药店的资质审核和药品检查，就抓住了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的“牛鼻子”。抓好药品网络销售全过程监管，确保每一笔交易有留痕、可追溯，如有违法违规问题就可以实现快速倒查。

　　处方药网络销售需从严、从紧管理。我国对非处方药和处方药有着严格的分类管理：非处方药使用比较安全，不需要开具处方即可出售；处方药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违规出售造成的用药安全风险更大，必须在医生开具处方后方可出售。《办法》规定，“处方药销售前，应当向消费者充分告知相关风险警示信息，并经消费者确认知情”；销售处方药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且不少于药品有效期满后1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管要突出处方药销售这个重点，遵循经营监管“线上线下一致性”原则，加强处方审核，严厉打击伪造处方、随意开具处方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方平台应担负起管理和监督责任。第三方平台面向大量消费者，进驻的药店多、药品销量大，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办法》对第三方平台建立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建立并实施药品质量安全、处方审核、不良反应报告等管理制度做了详细规定，并要求对申请入驻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资质、质量安全保证能力等进行审核，对销售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等。第三方平台要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强化对进驻药店销售行为的监督，从而更好地履行平台管理责任。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办法》对药品网络销售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监管部门须坚持“以网管网”，加强药品网络销售监测，发挥技术手段在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方面的突出优势，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药品网络销售企业、第三方平台要把药品安全放在首位，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统筹协作、共管共治，一定能持续提升药品安全治理水平，让网络购药更安全、更便捷。

　　申少铁

喻国明谈网络平台的价值、规则及治理逻辑******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数据及算法等互联网平台资源不是互联网平台的“私有财产”，应形成一种平台资源社会共治的模式，使互联网平台明确自身价值目标及边界所在。

　　“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而言，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喻国明指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功不可没，且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和特性。

　　具体而言，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但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渠道，也提供了政务、商务、教育、健康等行业，通过互联网传播机制打造新型在线服务的可能性。同时，“碎片化社会”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功能及技术，实现再一次互相连接和再组织化。此外，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化发展，促使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信息的连接更加高效便捷。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平台也给人们提出了很多新挑战。喻国明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网络话语及规则的定义权、裁量权、解释权，可能以用户协议为由实施超越社会与法律的“平台监管”；其次，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用户、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目前社会规则、社会力量的制衡不足；第三，互联网平台容易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信息茧房”。

　　喻国明提出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点建议：一是互联网平台是一种生态级存在，要保护其创新自由度，对它的治理应有必要的容错空间；二是提供平台用户协议的社会标准格式文本，由多方评议制订，平衡平台与用户间的权利关系；三是算法及数据是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资源，应通过社会共治模式明确这类资源应用的边界和规则。（文/孔繁鑫、姚坤森 图/张瑜 视频/孔繁鑫、曾震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